1，李银河的精神导师
要想了解李银河，必须了解福柯。只要是对李银河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李银河对福柯的态度，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赞美。福柯是当代西方学界中极其重要的一位学者。追随他的人确实有不少，不过像李银河这样执著的人恐怕没几个。李称福柯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崇高，不是别的学问家可以替代的。
正因如此，福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的学术进路。笔者猜测，李的一部重要作品《虐恋亚文化》，就是由于福柯欣赏虐恋的原因，才致使其进行写作的。
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我想，福柯对李最大的影响恐怕在于生活态度上。福柯虽然普遍被认为是一个人文学者，可是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一个关于生活的艺术家。我想，李银河对福柯之所以崇拜，正是因为福柯巨大的人格魅力，而不仅仅是其学问上所取得的成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创造艺术品成了一种职业性的活动——由画家作画，由雕塑家雕塑，由音乐家作曲，由文学家写小说，由摄影家摄影。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变得与艺术无缘。而福柯却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不但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一件艺术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艺术家。
正因如此，福柯最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倡导人们探索并创造各种快乐，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快乐，更加多姿多采。福柯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并敢于实践各种新的快乐形式，比如虐恋。
也正因如此，福柯的许多思想都是围绕这些而展开的。他很善于发现文化中那些压抑人快乐的东西，敢于质疑那些已被接受下来的观念，从而改变人们的精神习惯。
不过，遗憾的是，福柯英年早逝，死于1984年。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传播。直至现在为止，福柯仍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依然影响着我们时代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福柯进入了李银河的视野。李回忆称：“刚一进入福柯的世界，我的心就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也就是从那时侯开始，李银河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知道了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于是，在不同的时空轨道上，福柯的灵魂远渡重洋，倏忽之间来到了李银河的身边，为她讲述有关人生的哲学。这时的李银河，眼神中充满渴望与期待，盼望着眼前的这位思想巨人为其指点迷津。
福柯摸摸自己的秃头，憨态可掬地笑了一下。然后便搀起李银河，与其漫步在黑夜的丛林中，向她讲述黑暗王国中的各种有趣故事。李被福柯滔滔不决的口才和充满智慧的思辩所深深吸引，而福柯也因为有李银河这样一个忠实的信徒而感到欣慰。他们彼此陶醉在这种美丽气氛中，难以自拔。
直到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岛国，福柯才停止了讲话。福柯转向李说：“哦，我的朋友，我不得不走了。我的快乐在那里。那里有我的同类。”说完，福柯便腾云驾雾一般的飞走了。眼前的岛国渐渐变小，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大海深处。银河目送着这一切的发生，却在心里暗下决心：福柯，放心吧。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2，福柯其人
我上文对李银河与福柯之间关系的描述，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他们可能会认为李对福柯的感情过于深厚，是对王小波的背叛。不过，笔者估计，王对这一点不会介意。因为他知道，福柯是个同性恋者，而且李银河对福柯的感情中不包含“性”的因素。
如上文所述，李银河算得上是有些离经叛道的怪人。不过，类似这样的人还不少。据我所知，福柯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与李银河比起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福柯称，自己是一个很难体验快乐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为渴望快乐的人。他希望获得过量的快乐，即使为它去死也是值得的。一语成谶，他最终因追求过量的快乐而死去。
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福柯常说，他个人的生活是乏味的，毫无故事性，不值得公之于众。不过，他又说到，自己的生活就是由一系列著作构成的。
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实际上，福柯的许多作品正是在对个人状况的种种焦虑的基础上完成的。也就是说，福柯的生活本身可能不那么精彩，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生活的思考、探索、创造。而这是他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本身，造就了他不那么精彩的精彩生活。
1926年10月15日，福柯出生在法国维埃纳省的普瓦捷市。这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市。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良久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四周很少有新起的建筑，老式的房屋已经是破旧不堪，被风吹过之后，更是显出摇摇欲坠的危险感觉。整个城市就象刚刚经历过战争那样，显出断瓦残垣，宁静阴冷。
福柯的父亲是一个霸道的家长，对福柯进行着极其严酷的管制，对福柯稍有不满就严厉呵斥，动辄拳脚相加。福柯的父亲是一位医生，而且其祖上也是行医的。所以，父亲准备让福柯继承家业，学习医学。但是福柯对当医生并不感兴趣。所以，父子之间经常为此争吵。福柯属于宁死不屈的那种类型，而父亲则属于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因此，福柯受了不少苦头。他的童年时期也就在这种经常被打骂、折磨的环境中长大。但福柯毕竟是福柯，他把自己的兴趣坚持到底，如愿已尝地学习了哲学。
他的求学道路也是充满艰辛的。福柯的理想是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简称“高师”）。那可是相当有名的一所高校，有点像美国的哈佛和英国剑桥。从那毕业的人一般都有很好前程，无论是从政还是做教师，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福柯属于比较“衰”（倒霉的意思——笔者注）的那种人。全国有100名考生通过笔试，而福柯排名101位，不幸落榜。不过福柯后来就不那么“衰”了，经过一年的复读之后，终于如愿已尝的考入了梦寐已久的巴黎高师。福柯带着他的期待和梦想走入了巴黎高师，他希望在那里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学生活。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不过只是个愿望而已。
学校生活
1946年的秋季，福柯离开了家乡的小城，来到了大都市巴黎。巴黎的街景与福柯的家乡完全不同。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高楼大厦鳞次节比，五颜六色的灯光覆盖了整个巴黎城。福柯时而看看这，时而又望望那，每一件事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
福柯虽然读书刻苦，涉猎广泛，但也基本限于书本。对于巴黎城市中所流传的各种奇闻轶事却毫不知情。在与同学的相处中，他就深深的感到受到侮辱和排斥。高师学生个个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因此各个都自视甚高，瞧不起他人。福柯来自外省的小城，缺少见识，时常听不懂别的同学在谈论什么，这时候他就会发问，从而引来同学阵阵嘲笑。福柯的相貌并不好看，额头部分的头发稀疏脱落，眼睛稍稍后陷，下巴尖细。与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怪异、苍老而颓唐。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狐狸”，时常的讥讽他。福柯的举止也有些异常，被同学斥责为疯癫。不过，福柯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或许，也就从这时候起，福柯开始了对疯癫问题的思考。
不过，福柯也经常毫不客气“回敬”同学。不久，他就成为普遍不受欢迎的人。他也因此更加孤僻，脾气暴躁，动辄就与同学打架。后来，福柯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沉浸在哲学书本中。
不久之后，事情就发生了转变。巴黎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花都”，尽情享受情爱肯定是那里一道美丽的的风景线。福柯在那里发现了同性恋者们幽会的场所。虽然它们大都是一些隐蔽的场所，而且时常会有警察过去骚扰，不过福柯觉得，这种偷偷摸摸的同性恋活动虽然危险，但也很刺激。
福柯发现了自己的同类，自己王国。从此之后，他便经常到那里寻欢做乐，成为黑暗王国里的一员。事情总有败露的时候，福柯的同学知道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大家认为他很变态、不正常。不过，福柯自己却不这么觉得。面对同学的嘲笑和奚落，他可能开始思考起同性恋问题了。大概，也就是从那时侯起，写作《性史》就成了他心里的一大愿望。
追求男子
福柯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不刻意张扬，但也不躲躲闪闪。他曾说，我这辈子对于知识的全部追求就是为了吸引漂亮男子。
在追求爱人方面，福柯的确有一种执著精神，而且有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感觉。
20世纪50年代，福柯曾在波兰代理过文化参赞的工作。他陪同法国教育部一位女官员到克拉科夫访问时，在旅馆里勾搭上一位波兰男青年。女官员撞见后，极为震惊。其实，这是波兰情报机构设计的美男计。法国的大使得知后，立即命令福柯24小时之内离开波兰。福柯仕途道路从此基本断绝。但是他并未因此放弃对男子的追求，并把它作为终身的事业。
事实上，福柯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他的一生中，曾与许多男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或爱情关系。比如在巴黎高师期间，福柯曾结识作曲家让·巴拉盖（JeanBarraque）。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如胶似漆，亲密无间，除了饮酒作乐与肉体关系外，他们还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都崇拜贝多芬，后来都迷恋上海德格尔和尼采。在文学方面，他们都喜爱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戏剧方面，他们都喜欢荒诞派作家贝克特和热奈的作品。于是，福柯与巴拉盖曾在巴黎有过一段浪漫而愉快的生活。
福柯的朋友中，德菲尔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在福柯生命的最后部分，几乎一直德菲尔陪伴着。福柯曾表示，自己死后不会留下任何手稿。他对卡夫卡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违背遗嘱而出版卡夫卡的作品十分不满。因此，他在临终时刻，曾要求自己的朋友德菲尔不要背叛自己。果然，德菲尔按照福柯的意愿行事。直到今日，有关福柯的许多生平资料仍旧掌握在德菲尔手里，不为人知。许多福柯的传记作者找到德菲尔，用各种方法引诱他交出。但是，德菲尔信守诺言，忠诚福柯。从这个角度看，福柯也是成功的，他有真正的好朋友。
迷恋虐恋
1975年的春天，那时的福柯已经是教授身份，而且在学术界也是小有名气，他第三次应邀访问美国，那加州伯克利大学法语系做短暂的教学讲演。这次加州之行在福柯的生活与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加州是同性恋者的朝圣地和天堂，这无疑是福柯接受邀请的重要因素。在那里，福柯再一次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强烈吸引他的世界。在卡斯特罗大街、波尔克大街和福尔瑟姆大街这三条街，特别流行虐恋。各种希奇古怪的施虐/受虐方式（英文缩写S/M）在这些场合公开展示，警方对此束手无策，听之任之。福柯到加州后，很快就一头扎进福尔瑟姆街区。这里的S/M先是令他大开眼界，先是瞠目结舌，随即欣喜若狂。在伯克利的一位同性恋教授的帮助下，福柯购置了一套施虐/受虐游戏的装束和器械。他沉湎于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的现代实验场”，在那里获得过量的快乐。福柯的随后作品中，大量论及了虐恋，表述了它对人际关系的种种影响和哲学意义。
死于爱滋
1984年，福柯终于因为追求过量的快乐而死去，死于爱滋病。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并不知道有一种致命的疾病在那里流行，他也不相信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对于自己行为所隐含的危险还是清醒的。他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他还说过：“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快乐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面对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福柯又是如何对待快乐的呢？他还对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说过：“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要相信你的自我。不要害怕活着，也不要害怕死亡。要有勇气，做你感到该做的事——去希冀、去创造、去超越！你会赢得这场游戏的。”由此可见，福柯之死并不是偶然涉险的结果，而是一种颇具哲学意味的有意涉险的尝试。这种结果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
最后，福柯知道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导致了爱滋病，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后悔。他声称，为了美男之爱而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以上也就是福柯人生的大体轮廓吧，当然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描述，可以把它看作是福柯生命中的几个主要片段。
在我看来，福柯的个人魅力在于，他能从一个个自身焦虑出发，创造出与众不同的颠覆性观点，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生命中的那些痛苦，是他思想的发祥地，成为他生命中的宝贵资源。也许他的生命历并不十分传奇。但是，他对生命的探索过程却是十分传奇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他把自己一生中的各个部分转变为一列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到别样的声音，看到别样的色彩。在这些声音和色彩背后，我们能够发现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或许就是福柯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吧。
2，作品选读
福柯的思想的最大魅力恐怕在于，他对人文历史进行重新考察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往往是与人们早已视为公理和常识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又非常有道理。他的思想因此也就振聋发聩，改变了人们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
他的思想当然是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福柯一生著述颇丰，不过倒是没有李银河多。但是他们俩的作品毕竟不是一个类型，也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福柯流传较广的几部作品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我没事的时候，也爱拿些书来读。时而就会在书中发现一些亮丽的句子。而这些句子的创造者往往就是福柯。他能经常说出一些令我着迷的话。后来，我就开始寻找他的作品来读。到现在为止，他的作品我大都通览了一遍。在感到有很多收获的同时，也觉得福柯的作品简直是太难懂了。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我发现有这种感觉的，还不止我一个。那天，我在看王小波的杂文，他也承认，他买了一本《性史》，但是却没看懂。其实，西方的思想家中，许多人有这样的毛病。就说康德吧，写了本关于理性批判的书，但里面没有一句是正常人说的话。实话实说，我很反感这种故做高深的表达方式。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的作品流行不起来的原因吧。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敢说自己是真正理解福柯的思想了。但即使是一知半解，我还是想不揣冒昧，按照自己的理解，将福柯的作品解释一二。或许你们也能像我一样感受到福柯思想的吸引。到那时，有人就会去自己阅读，这也正是笔者描述福柯的目的之一。
在我看来，福柯的作品中，比较有特色的一本是《疯癫与文明》。这也是他较为早期的一部作品。虽然写作时间较早，但从作品内容上看，与其后面的作品是一脉相成的，有很大的连续性。而且福柯的不少新观点从那部作品中就开始出现了。更为重要的是，《疯癫与文明》除了是一本哲学作品之外，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由于作者考察的是疯癫的历史，因此书中出现许多怪诞的人物形象且活灵活现。这些怪诞的人物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承受着不同的遭遇。于是，整部作品宛如一部鲜活的舞台剧一般浮现于读者的眼前。福柯在不同时空中来去自如地写作使我感到神奇。而这些却是福柯的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至少是笔者没有感受到。因此，笔者将把《疯癫与文明》的内容略说一二。
作品与作者
福柯的文化边界研究与其社会边缘心理是相辅相成的。福柯曾到精神病院工作，从而能够深入地观察病人。福柯自称，他感到自己与病人非常接近，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福柯说，对疯癫者实施监禁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实。使他震惊的是，这种做法竟然被医生、患者双方当做绝对不容置疑的东西保存下来。然而，福柯发现，它绝不是不容置疑的。它是漫长的历史形成的结果，只是在19世纪才形成的结果。
于是，福柯对疯癫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弄清楚，疯癫是如何被人们定义为疯癫，疯癫者的自由表达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又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像现在这样对待的。经过他不断的思考、翻阅档案，一部有关疯癫史的著作诞生了。
大体内容
中世纪前期，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没有人对其加以非议和指责。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渐渐地，黑夜降临，一个对于疯人来说的灾难性的历史正在拉开序幕。
从对疯人不同的迫害方式上来看，近代疯癫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1世纪至16世纪）；二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三是现代社会，也就是建立精神病院以后至今（19世纪至今）。
（一）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1世纪至16世纪）
在这段时期里，疯人开始受到了排斥和驱逐。在说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疯人会在这段时期遭受排斥和驱逐。中世纪的时候，西方正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疾病，叫做麻风病。这种病可非同小可，它比我们现在社会的“疯牛病”和“非典”可厉害得多。疯牛病和非典的危害虽然也不小，造成了大约上千人的死亡。可与麻风病比起来，还不算什么。麻风病传染性极强，而且在当时只要染上该病，也就只能等死了。因为这种疾病，欧洲死亡的人数占到了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这种病再严重一些，那欧洲人可能就要灭种了。那个时候，人们每隔不久就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属、朋友、同学、邻居等突然死去。所以，人们对这种疾病充满了恐惧，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中世纪末期的时候，麻风病在西方销声匿迹了。不过，那时侯的人还很愚昧。人们觉得他们排斥麻风病人的办法，得到了上帝的认同，所以麻风病才会消失。因此，麻风病消失后，那种社会排斥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关于麻风病，还有需要补充的一点，那就是许多麻风病人的样子很可怕，他们形状各异。人们认为，这些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后来，人们发现了各种举止怪异的疯癫者。于是，疯癫者开始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承受社会的排斥。
人们用船（被叫做愚人船）把疯癫者送到大海，然后把他们送到另一个世界。当然，大海很危险，疯人有可能在海上丧生。不过，这就不是大家关心的事情了。
其实，有关隔离的经历，我也间接地经历了那么一回。2003年那年，正是“非典”肆虐的时期。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淡忘了，但是如果回到当时，很多人会被它搞得寝食难安。那个时候，我正准备与同学出去旅游。不过很快，我们学校就封校了，不让到外地旅游，连进出校门都要受限制。我们当时也很都理解，知道那是非常时期。那时的校园，每天都在消毒，一大堆人戴着口罩，有些人则是边跑边唔着嘴，好象非要跑到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安全似的。偏巧在那时，我们楼的一个男生正好得了感冒发烧，他以为自己得了非典，整个人都吓得没了魂。他想向他从前那些朋友交代些后世，可谁敢靠近他啊？离他三公里的地方看到他，都要躲起来。我平时与他不大接触，也就没在意这些事，结果一次被他逮了个正着。我只好任倒霉，强忍着听他讲“遗言”。没想到，他还是个孝子。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死了，希望你帮我照顾父母。”这种情形平时只在电视剧中能碰到，怎么今天让我遇到了？唉！那我也得先答应啊，你看他那种眼神，绝望而又充满期待，谁能拒绝啊？后来，他被送进医院观察，观察了一个多月后出院了。当他再见到我时，非常感激地对我说：“还是患难时候见真情啊！”表情有些激动，又补充到：“我啥也不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古代西方人为什么要隔离麻风病人，又为什么要隔离疯癫者。
同时，福柯还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疯子的观念和态度。15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疯癫主题取代了死亡主题，说明人们开始关注疯癫，并且对他们的态度是轻蔑、排斥和驱逐。“过去，人们一直因疯癫而看不到死之将至，因此，必须用死亡景象恢复他们的理智。现在理智就表现为处处谴责疯癫，教导人们懂得，他们不过是已死的人，如果说末日临近，那不过是程度问题，……疯癫与死亡本身别无二致。”
（二）古典时期（17-18世纪）
时间如水，转瞬即逝。转眼间，到了17世纪。人们对待疯癫的方法又有了新的变化。上面说到，麻风病在中世纪末消失了，人们把疯子装上船，送往另一个世界。但是，大量的麻风病院却空闲出来，应该把它们如何利用呢？后来人们觉得这些地方适合疯癫者、穷困的流浪汉和罪犯。于是，一个新的对待疯癫者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叫做大禁闭。
17世纪，法国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1657年，法国国王下令，把一系列的建筑设施和福利机构合并起来，建立“总医院”，所有这些地方都被用于收容巴黎的穷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总医院创立时，其目的是禁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同时，被关进巴黎总医院的10人中就有1个是疯子。至于某个人是不是疯子，也完全由上层人士说得算。把穷人、罪犯以及疯子关在一起，说明人们对疯子观念的变化：即把疯子和穷人、罪犯看成一类人，他们都是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能力的人。所以，人们把他们关在一起。而这种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需要。商业经济需要有工作能力与工作效率。
因此，福柯指出：“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福柯又继续指出，总医院是一个道德训诫机构，就是告戒人们要勤奋工作、不能懒散，失败者会被关押起来。
那么，被关押在这里的疯子又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德波尔特（Desportes)在《关于照看疯人问题的报告中》描述了18实际末比塞特尔的单人囚室：“这些不幸者的全部家具就是这个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婶子都贴着墙。石缝里滴出的水渗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关于萨尔佩特利耶尔的单人囚室，他写到：“冬天一到，这个地方更可怕，更经常造成死亡。当塞纳河水上涨时，这些与下水道处于同一水平的的小囚室不仅有损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们变成大批老鼠的避难所。每到夜晚，它们就袭击在禁闭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疯女人的手、脚、脸都被咬破。这种伤害很严重，已有几人因此而死亡。”
这一时期同样有一些表达疯人的文学作品。福柯认为，从18世纪下半叶，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疯人形象重新出现在文化中，如狄罗德所描绘的“拉摩的侄子”：“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这种文学形象暗示，非理性的幽灵又在社会中开始游荡。禁闭所被看成是这种现象的发源地及扩散中心。那个黑暗王国的夜晚充满着外界无法接触到了欢乐；那些憔悴委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纵放荡。人们对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从那里出来的人比以前更加“不知廉耻”。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开始出现了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萨德病狂（性虐待）。这是西方想象力的一个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善妄、欲望的疯狂以及爱与死的对话。绝非偶然的是，萨德病狂这个以任命命名的独特现象就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色情作家）的全部作品的主调就是城堡、地窖、修道院和孤岛的意象。这些意象实际上组成了非理性的栖身之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所有与萨德同时代的有关疯癫的作品和恐怖的文献也都先后出自禁闭的据点。
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非理性（也就是疯癫）在18世纪后期又开始出现在社会中，它们的发祥地就在那些黑暗的禁闭地点，但是它并不象中世纪以前那样受到人们容忍和尊重。17-18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这些非理性的意象使人们感到恐慌并更多地加以排斥。
（三）现代社会（19世纪至今）
时间继续向前，转眼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19世纪以后。启蒙思想们开始宣扬“平等、自由和人道”。医学也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来临。
在古典时期，疯子和罪犯一起被关在了监狱之中。而到了19世纪初，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把疯人同罪犯关押在一起的暴行，伸张人道主义的正义要求。
后来，疯子果然被从监狱当中分离出来，被送往了精神病院。人们都认为，因为那些学者们呼吁对疯人施以人道主义以及医学进步发展了，所以疯子才被送往精神病医院。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福柯则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为什么疯子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福柯是这样看的：“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来寻找有关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96页]具体地来说是导致疯子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原因是这样的。
古典时期，欧洲实行的是禁闭政策，把穷人、流浪者、罪犯和疯子都关在一起。那个时候，禁闭政策能够起到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教育人们要努力工作。但是后来，禁闭政策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因为新兴工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把穷人都关起来，那会造成劳动力的紧缺。于是，禁闭政策宣告瓦解。1790年《人权宣言》的公布宣告了禁闭时代的终结。禁闭制度终结后，疯子成了一件令人棘手的问题。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给疯子安排合适的去处。后来，人们觉得应该建立精神病院，专门用于收容疯子。也就是说，福柯觉得，如果不是禁闭本身有问题的话，疯癫者应该还会被禁闭。
疯癫的现代史起源于法国的皮内尔和英国的图克。他们创立了新型的精神病院。他们被称为疯人的“解放者”。但在福柯看来，这表面上好象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朗的、人道的运用，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另一种阴险狡诈的表现形式。医务人员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科学知识，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借用了家长和法官的权威。
于是，此后有关疯子的解释权力全部归精神病医生享有，由他们决定那些种类的人是疯子。用福柯的话讲，疯癫归于沉默，而精神病学的理性独白成为关于疯癫的唯一语言。这种理性就是社会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然而，问题是，福柯发现，精神病学往往是对某些行为加以描述，并确认其为疯癫。但是却无法证明为什么这类行为是疯癫，而也无法证明所谓的正常行为为什么是正常的。于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精神疾病日益增多。
此外，精神病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在有关应该如何看待某类不一样的人群，人们往往以精神病学为标准。甚至，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扮演医生的角色，彼此通过话语的交流，确认着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什么样的人是不正常的。
这一时期也同样存在着表现疯癫主题的作品。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概括。福柯认为，尼采、梵高、阿尔托等人的艺术作频频出现，这一情况既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矛盾和痛苦，也使世界无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疯癫史》要讲什么
上文所述的内容也就是《疯癫史》的大体内容。当然，它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不过，就笔者判断，上文所介绍的那些内容已经可以说明问题，所以有意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那么，《疯癫史》究竟要讲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它的主要思想，而不是枝节处的观点。
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福柯从未界定疯癫，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按照福柯自己的话来讲，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也就是说，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娶了一个28岁的女人翁帆结婚。如果按照精神病学的说法，翁帆就是一个恋老癖患者。她在感情方面不正常，嫁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而按照福柯的观点，翁帆就是个正常人。老人可能给人带来温馨、和蔼的感觉，对老人产生爱慕很正常，是正常的感情。
疯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们对疯癫的观念也是不断改变的，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疯癫本身却没有变化。所以，人们对疯癫者的观念是受到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按照福柯的话讲，这是一种文化建构。
于是，在这里，福柯批判了西方的文化。他指出，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谴责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划分异性恋与同性恋，社会便开始歧视同性恋。巧合的是，《疯癫史》发表之前，西方精神病学普遍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而《疯癫史》发表后不久，西方世界开始逐渐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一过程的发生，大概与《疯癫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伸张了他者的权利。
简短的结语
以上内容是笔者对于《疯癫史》的理解。我虽然费了一些工夫，但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些谬误。另外，由于自身学识的限制，比如我没有学过精神病学，所以不知道福柯关于精神病学的讲法是否正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多能做个转述者，而没有资格做评论者。
不过，笔者仍对书中的一些思想感到着迷。比如福柯谈到，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歧视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我读到这句话时，被福柯的洞察力所震惊。同时，毋庸讳言，本书某些章节的写作也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这也是我选择《疯癫史》来介绍的原因之一。此外，它的内容与本书挺搭调。
最后，《疯癫史》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了关注。或许《世界报》的书评最能恰当地说明这部作品的地位，《疯癫史》是一部惊人的杰作，所有的人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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